孟加拉國政府官員在采訪中表示，該國羅興亞難民營累計確診新冠肺炎29例，約有15000人正處于隔離觀察當中。在這條消息之后，幾乎再沒有關于羅興亞難民營疫情的新聞報道出現。
“人們不該忘記這里”，在接受北青深一度記者采訪時，正在當地援助的無國界醫生組織成員透露，截至7月，僅該組織就在羅興亞難民中確診了20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10名是兒童。“但我們估計，實際感染人數會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2017年，受緬甸國內武裝沖突影響，數十萬羅興亞人逃離家園，涌入鄰國孟加拉國。過往動蕩經歷的影響也投射到了當下：因為信息閉塞，許多羅興亞難民將新冠肺炎與“恥辱”和“死刑”劃上等號；他們還因為擔心與家人分離，而不愿接受隔離治療措施，寧愿相信巫醫也不前往醫療機構。
物資短期、人員匱乏、恐慌蔓延.......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工作人員表示，在他們援助的多個地區的難民營中，都面臨著和羅興亞難民營類似的困境，是被疫情聚光燈遺忘的角落。
為了減少感染風險，醫護人員正在對病患進行篩查分診 | MSF Daniella Ritzau-Reid
寧愿相信巫醫
在孟加拉國東南部的科克斯巴扎爾縣，當地政府出于“安全原因”停用了羅興亞難民營的網絡服務。難民營內，除了口口相傳，人們無法從新聞媒體或是專業人士那里獲取更多有關疫情的信息，各種謬誤也由此而來。
美國無國界醫生組織執行董事艾薇兒（Avril Benoit ）說，在孟加拉的難民營里，感染新冠病毒好像成了一種恥辱，許多羅興亞難民認為感染便意味著“死刑”，因此不愿前往定點醫院。“人們已經習慣了在出現癥狀時首先求助于當地的巫醫，醫生們發現一些新冠病人在來醫院之前，已經采用過巫醫的藥方，耽誤了病情。”
無國界組織的工作人員在難民營里聽到了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如果你去新冠病毒診療中心，他們會殺死你，殺死那個人是唯一阻止病毒傳播的方法。”工作人員能明顯感受到，恐懼在營地里蔓延，這種恐懼不僅針對新冠病毒，也包括治療過程。
在考克斯巴扎縣的南端，兩座官方難民營庫圖帕朗和諾亞帕拉共居住著約86萬名羅興亞難民, 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4萬人，高出孟加拉本國人口近40倍。在這樣擁擠的環境下，病毒、恐懼與歧視，都在迅速蔓延。
住在庫圖帕朗營地的穆罕默德確診新冠肺炎后，被送往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前線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按照當地規定，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可以居家隔離，但穆罕默德的家人受到難民營內部社區的壓力，要求他們離開家，去往偏遠的地方。
穆罕默德害怕家人遭到驅逐，家人在電話里告訴他，周圍人都在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們，好像穆罕默德是因為做了壞事才被感染，一些居民甚至舉著棍子包圍了穆罕默德的房子，“他們威脅我的家人，不去別處隔離的話，就會燒毀我們的房子。我的家人感到又丟臉又害怕。”
穆罕默德相信，來自社區的歧視與排斥，會讓許多有癥狀的人不敢去診所接受檢測或治療，從而進一步加劇病毒的傳播。一名在當地援助的無國界醫生組織成員透露，截至7月，該組織在當地羅興亞難民中確診了20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10名是兒童。“但我估計，實際感染人數會比這個數字大得多。”
在緬甸動蕩的數十年間，羅興亞人衛生條件堪憂，健康水平普遍較低，因為缺乏常規疫苗的保護，他們更易感染傳染病。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前，無國界醫生組織治療的患者中約有30%的人有呼吸道癥狀，這也使他們成為新型疾病的高危人群。
在無國界醫生組織援助的隔離病房內，住著100多名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由于檢測不便，醫生們只能通過自己的臨床經驗和病人的癥狀來進行診治。艾薇兒解釋說：“ 理想情況下，我們本該在大型難民營內擁有廉價、快速和可靠的診斷能力。但現實情況是，我們只能根據咳嗽、發燒等癥狀進行診斷，樣本只能送到遙遠的首都進行檢測，并祈禱不要太遲得到結果。”
相比這些疑似病人，更讓醫生們擔心的，仍然是那些不愿前往醫院的病患。無論是當下難民營的氛圍，還是過往戰亂留下的傷痕，都讓他們對新冠肺炎的診治采取著逃避的態度。
穆罕默德表示，許多羅興亞人在緬甸的戰亂中遭受創傷，很多人被帶走并遭受酷刑。羅興亞人擔心再與家人分離，因此不愿意接受診斷，“ 即使快要死了，人們也寧愿死在家里。”
這樣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在英國衛報的報道中，難民阿布卡拉姆（Abu Kalam）與妻子和10個孩子一起住在庫圖帕朗營地，他們一家居住的是一座由竹子和油布建成的房子里，周圍的環境擁擠不堪。疫情爆發后，營地內幾乎停擺，孩子們就讀的學校暫時關閉，阿布卡拉姆也失去了在茶攤幫工和拉人力車的收入。
盡管生活困苦，他們一家并不想分開。阿布卡拉姆的妻子已經出現發熱的癥狀, 他三歲的小兒子和三個女兒也都生病了。“我很擔心，但我不會告訴他們，” 卡拉姆說，“我是一家之主，我不想嚇到他們。”
阿布卡拉姆堅持，他和家人一定不會去醫院就診，他擔心如果確診新冠肺炎所帶來的隔離措施，“這將讓我不知道家人的去處。”
沒人愿意再來醫院
無國界醫生組織兒科醫生費迪奧利（Ferdyoli Porcel）認為，新冠肺炎的危害不止于病毒本身，“它還可能讓我們對其他一些疾病，也變得束手無策。”
在孟加拉難民營附近的亞馬拉母嬰醫院里，25歲的羅興亞母親努爾·哈巴(Noor Haba)一只手將頭巾緊緊地圍在臉上，另一只手撫摸著躺在病床上的七歲女兒沙哈拉(Shahara)。沙哈拉患有地中海貧血癥，每個月都要在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幫助下輸血治療。
護士將針頭插入沙哈拉的手臂，幫她抽血化驗，沙哈拉在床上哭喊、扭動，努爾輕聲安慰著她。 沙哈拉的四肢很細，腹部病態地腫脹鼓起，并因營養不良持續惡化。
沙拉哈是努爾的第三個孩子，她10歲的二女兒也患有地中海貧血癥，努爾·哈巴每兩個月就要把兩個孩子帶到醫院輸血。努爾的丈夫在營地內做一些體力活，最近因為隔離政策，他也無法再打工，家里連吃飯都成了問題。
最近一次去醫院，努爾不得不借了300塔卡（約合24元人民幣），搭了一個半小時的公交車，才把女兒帶了過來。而在疫情爆發之前，公交車的價格只有100塔卡，“太難了，我們還有五個孩子，我不知道怎么養活他們。”努爾說。
作為沙哈拉的主治醫生，費迪奧利介紹，由于近親性行為，地中海貧血癥在難民營中并不少見，據她所知，營地內至少有15個患有這種疾病的孩子。“地中海貧血癥會導致血紅蛋白水平下降，如果不定期輸血治療，可能會危及生命。”
戈亞馬拉母嬰醫院沒有血庫，血源大多來自志愿者捐獻，大多數是羅興亞人以及住在難民營附近的孟加拉人。營地里的人互相熟悉，沙哈拉有一些親友住在醫院附近，“通常是我打電話叫他們來獻血。但這個月，因為感到害怕，沒有人愿意來醫院。”努爾說。
疫情爆發以來，受到國界關閉、交通不便等各種因素影響，醫院已經缺血多日，費迪奧利也沒有把握在沙哈拉下次到來前找到血源，如果沒能找到，她只能給沙哈拉暫時補充一些葉酸，這對于地中海貧血癥的實際用處不大，但這是手頭上僅有的藥物。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無國界醫生組織已經計劃好，將地中海貧血患者送到附近的醫療機構進行脾切除手術，如今該計劃無限期延后。
工作人員正在對新招募的工人進行防護培訓 | MSF/Daniella Ritzau-Reid
被遺忘的人們
根據聯合國新聞網7月30日報道，在疫情期間，因各國邊界關閉、人員調動阻力大，孟加拉難民營的人道主義人員減少了80%。無國界醫生組織針對該地區的工作人員，也有三分之一被阻擋在孟加拉國境外。
難民營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賴各NGO組織的人道救援，人員短缺的問題日漸凸顯。
無國界醫生組織供水及衛生專家理查德（Richard Galpin）的一些同事已經離開當地，由于沒有新人加入，他不得不一個人干著五、六個人的工作，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個小時。“不僅僅是水，醫療、食品分配、燃料分配、道路維護、房屋維護，這些領域都非常缺人，很難進行下去。”
難民營里的房子主要由竹子和塑料構成，雨季來臨，修補房屋是理查德主要工作之一。難民營五十個左右家庭共用一個廁所， “與其說是廁所，實際上只是一個坑，沒有沖水設施”，定期清理這些設施是理查德的另一項艱巨任務。
無國界醫生組織雇用了一些羅興亞人來幫助理查德的工作，其中有一名40歲左右的木匠讓理查德嘆服。因為沒有鋸子、斧子、電鉆等常見的木工工具，理查德想要修房子卻無從下手，但木匠只用一把鎬頭就砍下了竹子，切面整齊得仿佛是電鋸鋸下一般。
自1月份來到難民營，理查德一直在觀察羅興亞人每天都在忙什么，現在他有了答案，“是生存，生存本身占用了羅興亞人所有的時間和精力。”
像理查德一樣留守在難民營里的國際救援者仍在夜以繼日工作，7月份，無國界醫生剛剛嘗試建立了新的隔離病房，并準備再建立兩個專門的治療中心。“我們總共提供了300張隔離床位”，但艾薇兒表示前景依然堪憂，“不管我們做多少，都不夠，絕對不夠。”
“這次流行病給全球各地帶來了痛苦、恐懼和死亡，但這些影響并不是被均等的。“艾薇兒說，許多最脆弱的群體已經遭受了嚴重損失，無國界醫生組織為各地難民營提供人道主義醫療救援，包括布基納法索、剛果民主共和國、馬里、也門.......與羅興亞人境遇相似的群體還在不斷擴大。“新冠加劇了一些戰亂國家醫療體系的崩潰，在敘利亞東北部，279個公共衛生中心中只有3個還在全面運作。”
“大部分國家的公民可以獲得基本的醫療保障，人們對此習以為常。”但艾薇兒說，還有一些人被遺忘在了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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