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2017年正式執政以來，美國在國際上不斷退群、廢約、推責，沿著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脫鉤”的步伐加速，不僅給國際社會帶來難題和危機，也加速了世界的“去美國化”進程。
7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華盛頓白宮出席新冠疫情簡報會
內病外治，美“脫鉤”戰略升級
冷戰后，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在美國的強力驅動下，全球化進程高歌猛進，人類歷史一度進入美國治下的“單極時刻”。
然而，失去外部制衡和自我改革動力的美國開始盛極而衰。美國逐漸拋棄了長期堅守的戰略審慎原則，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積極介入地區爭端，極力推廣美式制度和價值觀，國家實力和國際形象過度透支。美國精英層對自身體制的深層問題缺乏清醒認知，放任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無視貧富差距擴大，致使社會矛盾加劇，民粹主義橫行。
面對美國日益嚴重的內外失衡，特朗普政府沒有展開深層體制變革和戰略轉型。相反，在民粹主義浪潮裹挾下，特朗普政府大搞內病外治，以零和博弈思維來看待美國與世界的關系。在其看來，實現“美國再次偉大”最好的方式就是通過“脫鉤”來糾正既有的規則安排和政策錯誤，重建美國與世界的“互惠”和“對等”。因此，美國不斷退出國際機構和多邊協定，對主要貿易伙伴大打出手，對視為“敵人”的國家更是極限施壓。
疫情暴發后，特朗普政府“脫鉤”戰略表現升級。面對疫情，美國沒有積極加強國際組織能力建設，而是任性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面對疫情帶來的人道主義大災難，不斷甩鍋推責、執意挑起大國沖突。面對疫情所凸顯的醫療物資緊缺，狹隘追求制造業本土回流。
“脫鉤”戰略在當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打壓中體現得尤為深刻。特朗普執政不久就將中國確定為美國在全球的主要安全威脅，以極度破壞性的方式推動中美戰略競爭。
經貿層面，鼓勵在華跨國企業撤離中國，削弱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科技層面，收緊對華技術轉讓，嚴格限制中國對美技術投資并購，肆意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人文層面，大幅削減中國人赴美留學、交流的機會，強行中止兩國在科教文等方面的合作項目;國際層面，試圖構建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貿易規則，深入推進印太戰略以對沖“一帶一路”建設，甚至威脅將中國踢出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
“脫鉤”沖擊世界，削弱美自身影響力
“脫鉤”戰略是冷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轉向，旨在通過放棄國際義務，以及改變他者的“不公正”行為，來實現美國的安全和繁榮。
然而，這無助于解決美國面臨的深層結構性問題，反而加劇其內部的失衡與困境。同中國打貿易戰，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等，在美國內引起了巨大爭議;圍繞美國的全球地位和角色，不同階層、種族、地域和黨派的群體在立場上更趨極化，難以建立起推進重大變革調整所必需的團結與共識;強行追求產業回流、制造業重振，有違客觀經濟規律，也將極大削弱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脫鉤”戰略也帶來了國際上的混亂和不確定。與歷史上的孤立主義傳統不同，特朗普政府的行為模式，不是放棄在海外的介入干預、集中精力發展自己，而是帶有強烈的攻擊性和侵略性，將霸權主義的自私蠻橫演繹得淋漓盡致。
更重要的是，“脫鉤”戰略正加速世界“去美國化”的進程。從對外輸出民主的屢屢失敗到內部日益加劇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危機，美式體制的弊病日益凸顯，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的表現進一步戳破了華盛頓制度的神話。各國不得不重新審視美國模式的內在問題，探索更符合自身的政治發展道路。
面對美國愈發失控的霸凌主義，國際社會不得不團結起來，反對華盛頓為一己私欲公然開歷史倒車的行徑，共同防止全球化進程出現逆轉、推動全球治理走出困境。在這一過程中，一個“去美國化”的世界圖景正悄然到來。(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
治理赤字倒逼全球“聯動共贏化”
劉洪鐘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如此大的全球性災難，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不但不合作，還把疫情當成一種政治工具，制造謊言和混亂。美國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嚴重干擾該組織正常運轉，如再考慮到其近年陸續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理事會、巴黎氣候協定等多個國際組織或多邊機制帶來的影響，可以說當下的全球治理體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赤字”危機。在此情況下，各國普遍意識到，只有聯動共贏，才能推動全球性重大問題的早日解決，進而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
圖為位于瑞士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外景 劉曲 攝
全球治理體系亟須變革
現行全球治理體系是由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大國在二戰后建立起來的。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該體系在推進世界和平和全球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然而，該體系的歷史局限性也逐漸顯現。問題的核心在于美國的霸權利益觀。全球治理體系對于美國而言變成了一種菜單式的多邊主義，如果符合其霸權利益就能順利運轉，如不符合，就會被拋棄。這顯然不公平。
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崛起，這種全球治理體系的不公平和僵化特征愈發突出。作為維護全球共同利益的多邊治理機制，理應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革調整，以更好地體現其公平、正義的適應性特征。但在美國霸權思維情境下，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困難重重。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金份額調整，到國際氣候談判艱難前行，再到WTO上訴機構停擺，美國逐漸成為全球治理體系的最大破壞者。究其根本，是因為美國國家利益觀出現扭曲。
盡管美國是既有全球治理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但其不僅追求絕對收益的最大化，而且同樣要求相對收益最大化，也就是說，其霸權地位不能受到任何侵蝕。要達到這一點，它就必須確保崛起大國與其存在持續穩定的差距。正是在這種扭曲的認知狀態下，美國做出了諸如“退群”、挑起對華貿易戰、肆意干預他國內政等舉動，使得國際社會飽受其害。
面對以疫情為例的種種全球危機和挑戰，現有全球治理體系顯然不再適合，改革勢在必行。
破除危機需納入“正確義利觀”
變革全球治理體系，首先必須對傳統的利益觀和價值觀進行調整。公平正義、合作共贏應該成為所有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行為準則。對于美國來說，必須拋棄傳統的霸權利益觀，以包容、開放的心態看待其他國家的成長，接受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大國的崛起，以平等的眼光在多邊主義框架內與他國開展合作，推進全球治理。對于其他國家來說，在堅持公平正義、合作共贏基本準則的同時，也要在相互理解中推進全球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完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力圖通過確立“正確義利觀”，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價值觀，破解當下的全球治理困境，重建人們對全球治理的信心。
“正確義利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確立的指導原則。義，反映的是共產黨人、社會主義國家的理念。真正的快樂幸福是大家共同快樂、共同幸福。我們希望全世界共同發展，特別是希望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贏原則，不搞我贏你輸，要實現雙贏。這鮮明地體現出中國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同時，推動人類實現共同利益，反對狹隘民族利己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大國擔當;也深刻反映了我國主張超越零和博弈思維，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整體框架下謀求各國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統一，最終實現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大國精神。
“共商共建共享”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倡導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共”是這一理念的核心價值和關鍵。該理念主張全球治理必須基于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價值觀，反對少數國家搞壟斷。
展望未來，盡管全球治理體系改革進程任重而道遠，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有義務也有能力站出來，高擎“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與所有愛好和平、主張多邊主義的國家一道，努力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使其真正符合全人類共同利益。(作者系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特聘教授)
疫情推進全球地方化+人的全球化
王義桅
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是逆全球化的加速器，加劇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裂痕，加劇了貧富差距、老齡化、債務化、民粹化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問題。疫情之下，貿易和投資作為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正在衰減，許多國家關閉企業、限制旅行和人員流動的措施導致經濟產出、家庭支出、投資和國際貿易水平急劇收縮。全球化紅利減少而成本上升，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沖突增加。疫情短期內讓全球供應鏈受挫，但并未扭轉全球化方向。全球化進程因疫情發生的改變，將對未來國際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歐洲多國收緊防控措施應對疫情反彈
全球地方化日益明晰
疫情正在推動全球供應鏈的回歸或多樣化，如推動全球供應鏈布局避免過長、過于集中某地，增加了備胎思想。這印證了“一帶一路”的建設思路：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合作大格局，形成網格狀的全球地方化，加強地區、次區域、跨區域治理網絡的互聯互通。
疫情對全球化國家和地區的影響沖擊大于封閉經濟體。未來全球供應鏈布局可能出現兩種趨勢：一方面，某些經濟體將更加重視自身供應鏈的完整性和自主可控性，從而促使某些供應鏈區域化集聚;另一方面，人們出于分散風險的考慮，會更加重視對供應鏈實施多元化布局。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新冠疫情或許會讓企業加速分散供應鏈，以減輕對中國的依賴。然而，沒有一個經濟體能夠輕易取代中國。瑞士《新蘇黎世報》也評論說，盡管在疫情之下許多行業的供應鏈都瀕臨斷裂，但是歐美企業依然不可能借此與中國“脫鉤”。未來外國企業大規模回遷本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當然，即便如此，全球供應鏈布局的調整——避免過長、過于集中，強調多元、韌性、備胎，是需要密切關注的。
疫情的鏈式反應也讓各國看到，未來產業發展將更依賴物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新基建”。某種程度上，誰掌握先進信息技術、擁有數據優勢，誰就控制了國際產業競爭的制高點，誰就將主導全球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隨著新科技和產業之爭日趨白熱化，技術之爭、數據之爭、標準之爭、知識產權之爭預計將日益成為左右國際經貿爭端乃至地緣政治的重要因素。
人的全球化時代來臨
疫情作為百年一遇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正催生新的全球化。人的全球化時代來臨，為超越資本全球化的治理模式，提供希望。
疫情推動全球化轉型的核心是關于人的全球化，而非錢的全球化。錢的全球化，即資本驅動的全球化，是要錢，注重分配的邏輯，產生貧富差距之弊端;人的全球化，是要命。要命的全球化，不存在“你贏我輸”，也不再是“雙贏”，而是“全贏”或“全輸”：人類要徹底戰勝病毒，否則被病毒擊垮，沒有人能獨善其身。資本全球化，有錢的人更關注;人的全球化，所有人都關注。公共衛生變量今后會和氣候變化一樣，成為納入人類生產生活思維的常量，深刻影響全球化的邏輯。
面對人的全球化，世界需探索建立以人為單元的全球秩序，而這應基于以人為中心的國家治理理念。全球公共衛生治理也不能只思考誰來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等問題，更要思考為誰治理、靠誰治理等問題。我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同時在國際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極為重要的中國方案、中國智慧。
當前，世界格局圍繞中美的“脫鉤”與“反脫鉤”斗爭展開，但全球化進程并不會因此發生“逆轉”，而可能出現“分叉”，呈現出相互交融的“區塊化”結構。美國正試圖逆轉“深度全球化”的歷史潮流，試圖與其盟友構建“更緊密的半全球化”，塑造“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中國則致力于推進更為包容的全球化。疫情的大流行將加速使全球化從中心-邊緣模式轉向分布式網格狀的地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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