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提高了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重要性，每個國家要先具備與自身社會建立和諧關系的能力，然后才能在外面取得成功。
★新冠疫情凸顯了大約十年前就已現端倪的事情，就是全球性問題失去了全球解決方案。確切地說，許多人已不再嚴肅認真地相信全球解決方案了。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之際，幾乎所有人都在異口同聲地說，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世界，所有事情都要以此分成“前”與“后”。但在疫情最初的沖擊過后，某種穩定看似接踵而至：世界在形式上有所變化，但內容上卻變化不大。世界政治既有的議程仍在延續，諸多傳統問題和挑戰也依然存在。
隨著疫情的回潮，人們的認知又變得更趨近現實。簡而言之：世界正在加速轉變，不確定性將是未來幾年的重要特征。而且這種不確定性正在發生質變。
交往大幅受限成新常態 國際活動可預測性降低
對于新冠病毒的特性，醫生與相關部門至今仍知之甚少，對疫苗和特效藥的討論非常小心和含糊。一波又一波疫情仍在持續，一些國家已重啟春末夏初本已取消的防疫措施，甚至開始第二輪隔離封鎖。
這意味著，國際交往的大幅受限如今變成了一種新常態，因為交往隨時可能因為新一輪疫情的暴發戛然而止。這種局面將嚴重影響國際事務的開展，所有國家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這種劇變的主要犧牲品是全球流動性，它在本世紀第三個十年到來時恰好達到峰值。即便多數人夢想成真，即各國邊境會在某一時刻重新開放，也存在著隨時再次關閉的可能性。邊境政策調整越復雜，對基礎設施及所有依賴人流量的服務行業的影響就越大。旅游業和公務旅行未必完全停止，但必然會減少。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春天被迫轉向網絡和居家的人們必須思考，原有的流動性到底有多大必要。
圖說：俄羅斯聯邦衛生部兒童健康國家醫學研究中心，一名醫生與一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兒童擊掌
國境線正獲得新的意義——它劃分的空間即便不是完全確保個人安全的空間，也至少是建立有效規則的空間和遷移相對自由的空間。就像某些評論家在疫情擴散高峰時所指出的那樣，民族主義具有的不是民族性，也不是公民性，而是領土性——相較一個地方的固定居民，任何一個外來者都可能被認為是具有較高風險的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際活動相對較高的可預測性是由國際制度決定的，這些制度足夠有效地在一定框架內限制了單一國家的行為。而今天，這些制度可能將不再起作用，因為世界的語境已經大幅改變，制度有效運作的基礎也已消弭。世界的均勢隨冷戰結束而消失，而單一國家霸權的嘗試也未成功。
合作不再依靠原有架構 將形成新時期多邊機制
若每個國家都像疫情初期那樣毫無顧忌地只為自己，世界會不可挽回地陷入無政府主義式的利己之中嗎？
要知道“世界秩序”這一概念本就不是國際關系的常態，而是我們對這一觀念的鐘愛——對20世紀下半葉良好、罕見卻易逝的有序性的一種習慣。但面對明顯超出單個國家控制的、全方位的挑戰，合作勢必是最佳的應對之法。
未來國際合作不會停止，在一個互連互通的世界中，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但如今的國際合作已經不再依靠那種參與者制定規則的全球架構了。今天人們積極呼吁拯救或恢復多邊機制，以免世界滑入政治達爾文主義和大規模戰爭。然而，新時期的多邊機制將是另一番模樣——幾個國家為解決具體問題而同心協力，這些國家是該議題中必不可少和至關重要的國家。當問題緊迫時，互動與合作會繼續；當問題解決時，原有的格局也將改變。
圖說：3月18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援助伊拉克新冠肺炎防疫專家組成員正在調試核酸檢測實驗室設備。
相比全球化繁榮的時代，這是一個更加復雜和多變的體系。在這個系統中，所有事情都要比以往更加依賴每一個國家的實力、穩定和效率。新冠疫情提高了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重要性，隨之而來的是對國家富裕程度與日俱增的要求。每個國家要先具備與自身社會建立和諧關系的能力，然后才能在外面取得成功。
2020年，世界處在疫情這個特殊的試驗當中，而且試驗仍在繼續。客觀與主觀、現實與認知、真實狀況與政治想象力拼死糾纏，社會的大分裂以及小群體內的大團結，之前從未有過。新冠疫情已經成為一個里程碑，因為災難彰顯出對立現象的緊密辯證關系：防護只能靠單獨隔離，但在同一時間，所有人密切照看彼此，幾乎過著同樣的生活；國門關閉降低了病毒傳播的效率，卻破壞了社會經濟形勢，導致衛生系統最終受損……如此循環往復。
人類社會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包羅萬象的事情。畢竟就連昔日戰爭、大蕭條或傳染病暴發的動蕩年代，地球上還有世外桃源般的角落。但這一次，從開普敦到雷克雅未克、從首爾到西雅圖，幾乎所有人遭遇著同樣的事情。病毒是全球化的，可病毒卻似乎正要把全球化殺死。
不再相信全球解決方案 多邊互動需求仍然存在
在最初的震驚過后，人們不難發現，新冠疫情只是大幅加劇了疫情之前已有的趨勢。這一趨勢，不管人們歡迎與否，要么變得必不可少，要么變得無可避免。
民族主義在增長，而曾經作為公理的普遍主義在消失。在國家日漸增加的責任和互爭高下的野心驅使下，世界經濟變得碎片化。最終，大國競爭加劇，中美問題可能轉化為難以調和的沖突，且正披上冷戰式意識形態的外衣，一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故居前的講話。問題已經不在于世界的運動方向，而是所有人如何能在這個方向上行穩致遠。
可以說，新冠疫情沒有成為轉折點，而是凸顯了大約十年前就已現端倪的事情。如果略微夸大一下，就是全球性問題失去了全球解決方案。確切地說，許多人已不再嚴肅認真地相信全球解決方案了。
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建立在一個假定之上，即主權國家作為一種制度，將隨著時間推移而失去在國際關系和全球政治中的關鍵作用。隨著經濟邊界的弱化，這一趨勢也確實在現實中發生，國家對領土內事務的管理能力甚至也有所下降，更別說像生態和氣候變化那樣的全球性問題。因此人們從邏輯上預測，全球治理將變得愈加超國家化。
然而，靠過往的全球化無法建立起成色十足的全球治理制度。從2000年代開始，世界體系的運行故障頻發。這些故障出現在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中，并顯現出一個共同趨勢：無法整齊劃一的不只是利益，最主要的還是人們關于該做什么的認識。
因此，我們要徹底打消國家將失去意義的錯覺。當然，國家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它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在世界舞臺上合作。哪怕最強的國家，也沒有足夠力量能夠完美應對眾多挑戰。因此，盡管存在制度差異和危機，對多邊互動的需求仍然存在，如抗衡最強大國家的利己主義取向，抑制重商主義本能。
后疫情時代國際政治的內容還包括：如何鞏固和發展國家，如何在不侵奪主權和特權的同時保障最大規模的多邊合作。多邊性不會屈從于教條，并且它并不等同于硬性的同盟關系（例如北約）或一成不變的固定制度（一體化結構）。在這個充滿矛盾卻緊密聯系、有機整合卻又不統一的世界中，建立國家互動的靈活形式正是未來的主要任務。
平息風暴尚無足夠工具 全新條件下探索新平衡
新冠疫情對社會與國家關系的影響遠遠大于對國際局勢的影響。隨技術發展而被快速應用的監管手段，如今在道德上也已順利過關。與2001年“9·11”事件后對安全的需求一樣，大眾對于將“緊急情況”視作常態的接受程度正在抵消先前民主和威權碰撞的爭論。
一些歐美專家的評論非常自相矛盾，他們認可中國采取的措施，但不認為同樣的措施有著同樣的性質。事實上，能支配個人數據的不只有國家，還有私營企業。操縱正變得更具復雜性和多層性，并將“民主”這一概念變成虛名。
在發達國家，當選舉中沖到浪峰的不是那些看起來掌握最大資源的人時，政治劇變將具有非常大的征兆性。那些被稱為民粹主義者的政客利用新的溝通形式，繞過建制派陣地上那些傳統防線，一如偏愛推特的特朗普。但建制派是不會投降的，最近社交網絡對特朗普賬號的宣戰標志著有影響力的政治團體開始關注并利用了這個工具。
圖說：1月21日，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開幕，疫情也成為大會關注的新話題。
2020年1月末，在疫情前的最后一次達沃斯論壇上，貫穿始終的基本上是兩個主題，一是數字化的負面影響，諸如新工具被賦予的“錯誤”權力；二是作為人與自然關系的氣候變化問題。對于第二個主題，危機也是一個催化劑。
2020年的春天發生了一次社會政治性兼具、層次多樣、跨國鮮明、參與者眾多且極端非線性的危機。今天，世界的粘合程度，自然的退化程度，國家解放的程度，社會的活躍程度，以及精英的惶恐程度，正在轉化為能夠劇烈沖擊現有體系的一場“完美風暴”。而如何將這個風暴平息下來呢？目前沒有足夠的工具，人們過去習以為常的藥方失效了。和諧已然耗竭，對新平衡的探索將在截然不同的另一番內外條件下進行。（俄羅斯科學院普里馬科夫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 華盾 譯）
人物簡介：
費奧多·盧基揚諾夫 俄羅斯著名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專家，俄外交和國防政策委員會（SVOP）主席團主席，《全球政治中的俄羅斯》雜志主編，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學術負責人，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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